敲响收入再分配的警钟

——图洛克《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中译本序

陆 铭

有两种关于收入分配的无知：一种是，认为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事，不需要特别在意；另一种是，认为出于良好愿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总是有益的。在 中国，当前一类无知逐渐被抛弃的时候，对后一种无知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重要。这时，图洛克教授的《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中译本出版，可谓及时。

人类社会天然就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的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收入不平等。在当今世界，面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府官员 们纷纷给出各种解释和政策，而关于这些解释和政策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教育水平、不同的能力、责任不同的工作岗位，收入自然不同。当 收入不平等是由这些因素导致的时候，通常不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因为贫富差距的形成过程本身似乎是“公正”的。但是，另一类形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却特别 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比如说，有些人通过他的社会关系获得了别人得不到的资源，或者有人拥有某种政治特权，或者有些人处在垄断部门，……总之，如果说收入 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市场竞争，那么，这类收入不平等就是比较接近于公正的。而如果不平等更多地来源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那么，不平等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 公正。当然，公正和不公正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如果一个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从而收入更高，看上去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良好的教育是因为他父亲花钱贿 赂了教育部门的官员，或者是因为他比一般人更能利用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那么，更高的收入当中，就有一部分仍然会被人质疑其公正性。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过 程如果出现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合，那么，市场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技术进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使得人类社 会出现了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 change)，其结果是，在制造业里的大量常规岗位被数字化的机器所替代。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岗位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从传统的制造业中被排挤出来，他 们如果不能成为电脑替代不了的大学教授、医生和金融家，就只能进入酒店、办公室和家庭，提供熟练的服务。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全球化的浪潮又使得国家间的 竞争趋于白热化。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商品的更为自由的流动，劳动力虽然难以流动，但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卖到发达国家的时候，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 企业只得关门。与此同时，全球化真正使得资本的幽灵在世界的上空游荡，在资本家拿着巨款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时候，缺乏资本 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就业，半推半就地打开了国门。在全世界无产者还没有联合起来的时候，如果偏离本国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而过多地为劳动者争取利益， 善良的愿望就会筑就通往地狱之门。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推动下，劳动者弱势的局面得以形成，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

中国在1978年明白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尽管30年前还没有“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这样的词汇，但“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 来，中国不得不放弃关起门来图发展的旧梦，主动将自己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影响全球的事件：中国有几亿的农民进了城，其中一部分 至今仍然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同时，市场机制取代行政力量，成为决定中国人收入水平的主导力量，同时也使中国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得以凸显。在这个 过程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地扩大。在发展至上的政策导向下，大量的经济资源向城市集中，而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却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未能充分地分享 经济增长的成果，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都向更接近国际市场的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在人与人之间， 教育的回报终于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企业的管理者得到了更多的物质激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施展才能的机会，……人际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 扩大。整个1980年代，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各种背景的人们都纷纷抓住市场的机遇，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也非常高，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随着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人们日益感觉到，除了国际上的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两大趋势，以及中国自身的市场化趋势之外，一些“不公正”的力量 正在悄悄地嵌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关系似乎越来越重要，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现象广泛存在，如果私人领域的社会关系和公共领域的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 腐败便得以孳生。与此同时，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大踏步前进。一方面，传统的国有和集体部门有大量的劳动力被推向劳动力市场， 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劳动保障欠缺的背景下进行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对发挥中国劳动力低 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功不可没，但是，这场竞争却基本上没有对国有垄断部门产生影响。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呈快速上升 趋势，而且在形成总体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今天的中国，要提高收入，就需要有高教育，要有关系，最好还要有权力，企业家也纷纷从政。知识精 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相结合的现象正在出现，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的会收入流动性下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这话对了一大半。由于中国的改革起点是一个教育回报受到抑制的计划经济，再加上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保 持了社会中原有的权力结构，这样的市场化进程的确难以避免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不需要政策关注的问题。政府是一个提供 公共品的机构，而人类社会一直需要这样一个公共品，那就是“平等”。人类对于平等的需要既是因为人有将“公正”作为基本价值的需要，也因为不平等对于社会 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贫困治理、促进健康、增进信任、改善环境等均有负面的 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并不只是为了“公正”本身，也是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恰恰是因为收入的适度均等有利于持续发展这样一个 公众目标，使得“平等”本身成了社会需要的公共品，而它却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品。有了这些认识，经济学家就可以告诉人们，收入的适度均等化不应该只 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特别是当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公正”不能达成一致时，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

在经过了30年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当代中国，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还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内外“双重失衡”。从内部来看，收入的不均等抑制了国 内需求的增长，因此，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在1994年之后）更多是由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拉动的。在国内，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于是，政府为了 经济增长，常常采取加大政府投资的手段，但这在宏观上造成了供给相对需求的过快增长，又使得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相 反，却出现了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现象。而企业层面则过于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缺乏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过于依赖低成本的困 境。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走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扩大，给人民币带来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也加重 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宏观风险日渐积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宏观困局源于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由外汇储备高企引发的一系列宏观失衡问题除了与人民币币值 低估有关外，也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源产品价格过低有关。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在2004年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民工工资几乎没有上升过，这 与民工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缺乏有关。而1996年之后，城市部门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又对劳动成本产生了向下的压力。这些条件使得中国迅速成为新的全 球性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和外汇储备猛增。于是，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又进一步地引发了“外部失衡”。

适度地缩小收入差距成为当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反对任何认为收入不均等无需成为政策目标的无知，我更反对认为 经济学家只关心效率，不关心不平等问题的误解。然而，正当我们把适度的收入均等作为一个目标交给政府的时候，我们却可能面临着一种新的悖论，甚至是危险， 那就是，政府有可能在收入均等的政治口号下，为特权的存在提供借口，最后，政府的政策是扩大了差距，还是缩小了差距，成为一个未知数。正当经济学家们努力 揭示出收入过度不均等所可能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以促成合理控制收入差距的社会共识的时候，图洛克教授在《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一书中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 怀疑不失为振聋发聩的一记警钟。

图洛克教授的一个基本的担心是收入再分配可能过度。他试图说明，在一个投票机制下，贪婪（想有更多收入）和有忌妒心（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 低）的人可以迫使那些贪婪并且慈善（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高）的人们支付更多的收入转移支付。相比之下，如果慈善的人可以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们将支付得 更少些。这种担心从精神上继承了公共选择学派对于政治过程是否可能实现社会最优的怀疑。图洛克还认为，政策制定者（包括经济学家）有时可能会成为好事者， 会怀疑人们判断自己的效用的能力，从而为包括再分配政策在内的政府政策提供一个理由。不巧的是，有时，我也认为，人的短视行为，或者人对于社群内部其他人 的行为的模仿，都可能使个人的选择偏离社会最优的状态。政策的干预在理论上是有可能改善社会的福利状态的，但是在现实中，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 了。

在我看来，与阐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背景和意义相比，任何对于此书内容的过多的解释都可能是不明智的。在这本书里，图洛克教授肯定没有形成有 关收入分配政策的完整的看法，但是，在时下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地要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时候，对于像我一样对收入平等怀有期许的人来说，如图洛克教授那般对 政策的形成机制及其有效性保持些许的怀疑，恐怕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实施某个新的政策得以解决，否则，可 能使社会陷于问题越来越多和政府管得也越来越多的恶性循环。

高登·图洛克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他出生于1922年，在2001年的一份长达57页的简历里，我们可以在第一页读到，他未 婚，曾经在1949-1952年期间分别在耶鲁和康奈尔大学学习中文，他最近的一个教授职位是在乔治·梅森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之后的一页是他的荣 誉和职业经历，再之后，是他的著述目录，长达55页。他最为重要的合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他们共同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引入了政治行为和政 治决策的研究。

图洛克教授的同事，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Roger D. Congleton在一篇总结图洛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成就的文章中说，“公正地说，很少有公共选择学者能够像高登·图洛克那样对于公共选择研究的许多领 域贡献得如此之多，并且如此深入。图洛克教授的工作不仅考虑了在良好的法律秩序内部的政治和契约关系，而且涉及了寻租社会内部、企业内部、法庭上、交战中 的社群内部、酝酿革命的行为当中、以及产生于无政府状态或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行为等等那些不寻常的政治行为。他的成果是非同寻常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了 国家起源理论，官僚主义、独裁、民主和法庭内部，以及科学本身内部的决策行为。同样可以公正地说，高登·图洛克教授使用了相对简单的工具来分析这些深远的 课题。……使得图洛克的工作区别于其他使用理性选择方法的社会科学家的是，尽管他使用了简化的工具，但他的工作在本质上却倾向于反对简化主义，而不是简化 主义。许多图洛克的工作都使用简化的模型去证明了，与之前人们所认为的状况相比，世界显得更为复杂。……在图洛克的脑海里，决定一项特定研究的价值的是思 想和分析的原创性，而不是用来传递思想的文字和数学模型的质量。”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一方面有成为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的倾向，一方面又有沦为快餐化的政策咨询和形势分析的趋势。工具取代了思想，热闹赶走 了冷静。这时，一本并不算太新的著作的中文版得以问世，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而这样的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若干年再读 它，仍然觉得它在说当代的事，并且继续在引起新的争论。

2008年6月29日

定稿于上海家中